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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里舊聞(一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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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夢中每迷還鄉路,
  愈知晚途念桑梓。
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書衣文錄


度春荒

  我的家鄉,鄰近一條大河,樹木很少,經常旱澇不收。在我幼年時,每年春季,糧食很缺,普通人家都要吃野菜樹葉。
  春天,最早出土的,是一種名叫老鴰錦的野菜,孩子們帶著一把小刀,提著小籃,成群結隊到野外去,尋覓剜取像銅錢大小的這種野菜的幼苗。
  這種野菜,回家用開水一潑,攙上糠面蒸食,很有韌性。
  與此同時出土的是苣苣菜,就是那種有很白嫩的根,帶一點苦味的野菜。但是這種菜,不能當糧食吃。
  以後,田野裡的生機多了,野菜的品種,也就多了。有黃須菜,有掃帚苗,都可以吃。春天的麥苗,也可以救急,這是要到人家地裡去偷來。
  到樹葉發芽,孩子們就脫光了腳,在手心吐些唾沫,上到樹上去。榆葉和榆錢,是最好的菜。柳芽也很好。在大荒之年,我吃過楊花。就是大葉楊春天抽出的那種穗子一樣的花。這種東西,是不得已而吃之,並且很費事,要用水浸好幾遍,再上鍋蒸,味道是很難聞的。
  在春天,田野裡跑著無數的孩子們,是為飢餓驅使,也為新的生機驅使,他們漫天漫野地跑著,尋視著,歡笑並打鬧,追趕和競爭。
  春風吹來,大地甦醒,河水解凍,萬物孳生,土地是鬆軟的,把孩子們的腳埋進去,他們仍然歡樂地跑著,並不感到跋涉。
  清晨,還有露水,還有霜雪,小手凍得通紅,但不久,太陽出來,就感到很暖和,男孩子們都脫去了上衣。
  為衣食奔波,而不大感到愁苦,只有童年。
  我的童年,雖然也常有兵荒馬亂,究竟還沒有遇見大災荒,像我後來從歷史書上知道的那樣。這一帶地方,在歷史上,特別是新舊五代史上記載,人民的遭遇是異常悲慘的。因為戰爭,因為異族的侵略,因為災荒,一連很多年,在書本上寫著:人相食;析骨而焚;易子而食。
  戰爭是大災荒、大瘟疫的根源。飢餓可以使人瘋狂,可以使人死亡,可以使人恢復獸性。曾國藩的日記裡,有一頁記的是太平天國戰爭時,安徽一帶的人肉價目表。我們的民族,經歷了比噩夢還可怕的年月!
 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,以戰養戰,三光政策,是很野蠻很殘酷的。但是因為共產黨記取歷史經驗,重視農業生產,村裡雖然有那麼多青年人出去抗日,每年糧食的收成,還是能得到保證。黨在這一時期,在農村實行合理負擔的政策。地主富農,佔有大部分土地,雖然對這種政策,心裡有些不滿,他們還是積極經營的。抗日期間,我曾住在一家地主家裡,他家的大兒子對我說:「你們在前方努力抗日,我們在後方努力碾米。」
  在八年抗日戰爭中,我們成功地避免了「大兵之後,必有凶年」的可怕遭遇,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1979年12月

村長

  這個村莊本來很小,交通也不方便,離保定一百二十里,離縣城十八里。它有一個村長,是一家富農。我不記得這村長是民選的,還是委派的。但他家的正房裡,懸掛著本縣縣長一個獎狀,說他對維持地方治安有成績,用鏡框裝飾著。平日也看不見他有什麼職務,他照樣管理農事家務,趕集賣糧食。村裡小學他是校董,縣裡督學來了,中午在他家吃飯。他手下另有一個「地方」,這個職務倒很明顯,每逢徵收錢糧,由他在街上敲鑼呼喊。
  這個村長個子很小,臉也很黑,還有些麻子。他的穿著,比較講究,在冬天,他有一件羊皮襖,在街上走路的時候,他的右手總是提起皮襖右面的開襟地方,步子也邁得細碎些,這樣,他以為勢派。
  他原來和「地方」的老婆姘靠著。「地方」出外很多年,回到家後,村長就給他一面銅鑼,派他當了「地方」。
  在村子的最東頭,有一家人賣油炸粿子,有好幾代歷史了。這種行業,好像並不成全人,每天天不亮,就站在油鍋旁。男人們都得了癆病,很早就死去了。但女人就沒事,因此,這一家有好幾個寡婦。村長又愛上了其中一個高個子的寡婦,就不大到「地方」家去了。
  可是,這個寡婦,在村裡還有別的相好,因為村長有錢有勢,其他人就不能再登上她家的門邊。
  一九三七年,「七七」事變,國民黨政權南逃。這年秋季,地方大亂。一到夜晚,遠近槍聲如度歲。有綁票的,有自衛的。
  一天晚上,村長又到東頭寡婦家去,夜深了才出來,寡婦不放心,叫她的兒子送村長回家。走到東街土地廟那裡,從廟裡出來幾個人,用撅槍把村長打死在地,把寡婦的兒子也打死了。寡婦就這一個兒子,還是她丈夫的遺腹子。把他打死,顯然是怕他走漏風聲。
  村長頭部中了數彈,但他並沒有死,因為撅槍和土造的子彈,都沒有準頭和力量。第二天早上甦醒了過來。兒子把他送到縣城醫治槍傷,並指名告了村裡和他家有宿怨的幾個農民。當時的政權是維持會,土豪劣紳管事,當即把幾個農民抓到縣裡,並帶了鐐。八路軍到了,才釋放出來。
  村長回到村裡,五官破壞,面目全非。深居簡出,常常把一柄大鍘刀放在門邊,以防不測。一九三九年,日本人佔據縣城,地方又大亂。一個夜晚,村長終於被綁架到村南墳地,割去生殖器,大卸八塊。村長之死,從政治上說,是打擊封建惡霸勢力。這是村莊開展階級鬥爭的序幕。
  那個寡婦,臉上雖有幾點淺白麻子,長得卻有幾分人才,高高的個兒,可以說是亭亭玉立。後來,村婦救會成立,她是第一任的主任,現在還活著。死去的兒子,也有一個遺腹子,現在也長大成人了。
  村長的孫子孫女,也先後參加了八路軍,後來都是幹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1979年12月

鳳池叔

  鳳池叔就住我家的前鄰。在我幼年時,他蓋了三間新的磚房。他有一個叔父,名叫老亭。在本地有名的聯莊會和英法聯軍交戰時,他傷了一隻眼,從前線退了下來,小隊英國兵追了下來,使全村遭了一場浩劫,有一名沒有來得及逃走的婦女,被鬼子輪姦致死。這位婦女,死後留下了不太好的名聲,村中的婦女們說:她本來可以跑出去,可是她想發洋人的財,結果送了命。其實,並不一定是如此的。
  老亭受了傷,也沒有留下什麼英雄的稱號,只是從此名字上加了一個字,人們都叫他瞎老亭。
  瞎老亭有一處宅院,和鳳池叔緊挨著,還有三間土坯北房。他為人很是孤獨,從來也不和人們來往。我們住得這樣近,我也不記得在幼年時,到他院裡玩耍過,更不用說到他的屋子裡去了。我對他那三間住房,沒有絲毫的印象。
  但是,每逢從他那低矮頹破的土院牆旁邊走過時,總能看到,他那不小的院子裡,原是很吸引兒童們的注意的。他的院裡,有幾棵紅棗樹,種著幾畦瓜菜,有幾隻雞跑著,其中那隻大紅公雞,特別雄壯而美麗,不住聲趾高氣揚地啼叫。
  瞎老亭總是一個人坐在他的北屋門口。他呆呆地直直地坐著,壞了的一隻眼睛緊緊閉著,面容愁慘,好像總在回憶著什麼不愉快的事。這種形態,兒童們一見,總是有點害怕的,不敢去接近他。
  我特別記得,他的身旁,有一盆夾竹桃,據說這是他最愛惜的東西。這是稀有植物,整個村莊,就他這院裡有一棵,也正因為有這一棵,使我很早就認識了這種花樹。
  村裡的人,也很少有人到他那裡去。只有他前鄰的一個寡婦,常到他那裡,並且半公開的,在夜間和他作伴。
  這位老年寡婦,毫不隱諱地對婦女們說:
  「神仙還救苦救難哩,我就是這樣,才和他好的。」
  瞎老亭死了以後,鳳池叔以親侄子的資格,繼承了他的財產。拆了那三間土坯北房,又添上些錢,在自己的房基上,蓋了三間新的磚房。那時,他的母親還活著。
  鳳池叔是獨生子,他的父親是怎樣一個人,我完全不記得,可能死得很早。鳳池叔長得身材高大,儀表非凡,他總是穿著整整齊齊的長袍,步履莊嚴地走著。我時常想,如果他的運氣好,在軍隊上混事,一定可以帶一旅人或一師人。如果是個演員,扮相一定不亞於武生泰斗楊小樓那樣威武。
  可是他的命運不濟。他一直在外村當長工。行行出狀元,他是遠近知名的長工:不只力氣大,農活精,趕車尤其拿手。
  他趕幾套的騾馬,總是有條不紊,他從來也不像那些粗劣的馭手,隨便鳴鞭、吆喝,以至虐待折磨牲畜。他總是若無其事地把鞭子抱在袖筒裡,慢條斯理地抽著煙,不動聲色,就完成了駕馭的任務。這一點,是很得地主們的賞識的。
  但是,他在哪一家也呆不長久,最多二年。這並不是說他犯有那種毛病:一年勤,二年懶,三年就把當家的管。主要是他太傲慢,從不低聲下氣。另外,車馬不講究他不幹,哪一個牲口不出色,不依他換掉,他也不幹。另外,活當然幹得出色,但也只是大秋大麥之時,其餘時間,他好參與賭博,交結婦女。
  因此,他常常失業家居。有一年冬天,他在家裡閒著,年景又不好,村裡的人都知道他沒有吃的了,有些本院的長輩,出於憐憫,問他:
  「鳳池,你吃過飯了嗎?」
  「吃了!」他大聲地回答。
  「吃的什麼?」
  「吃的餃子!」
  他從來也不向別人乞求一口飯,並絕對不露出挨饑受餓的樣子,也從不偷盜,穿著也從不減退。
  到過他的房間的人,知道他是家徒四壁,什麼東西也賣光了的。
  不知從哪裡來了一個女的,藏在他的屋裡,最初誰也不知道。一天夜間,這個婦女的本夫帶領一些鄉人,找到這裡,破門而入。鳳池叔從炕上躍起,用頂門大棍,把那個本夫,打了個頭破血流,一群人懾於威勢,大敗而歸,沿途留下了不少血跡。那個婦女也呆不住,從此不知下落。
  鳳池叔不久就賣掉了他那三間北房。土改時,貧民團又把這房分給了他。在他死以前,他又把它賣掉了,才為自己出了一個體面的、雖屬光棍但誰都樂於幫忙的殯,了此一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1979年12月

乾巴

  在這個小小的村莊裡,乾巴要算是最窮最苦的人了。他的老婆,前幾年,因為產後沒吃的死去了,留下了一個小孩。
  最初,人們都說是個女孩,並說她命硬,一下生就把母親剋死了。過了兩三年,乾巴對人們說,他的孩子不是女孩,是個男孩,並給他起了個名字,叫小變兒。
  乾巴好不容易按照男孩子把他養大,這孩子也漸漸能幫助父親做些事情了。他長得矮弱瘦小,可也能背上一個小筐,到野地裡去拾些柴禾和莊稼了。其實,他應該和女孩子們一塊去玩耍、工作。他在各方面,都更像一個女孩子。但是,乾巴一定叫他到男孩子群裡去。男孩子是很淘氣的,他們常常跟小變兒起哄,欺侮他:
  「來,小變兒,叫我們看看,又變了沒有?」
  有時就把這孩子逗哭了。這樣,他的性情、脾氣,在很小的時候,就發生了變態:孤僻,易怒。他總是一個人去玩,到其他孩子不樂意去的地方拾柴、揀莊稼。
  這個村莊,每年夏天,好發大水,水撤了,村邊一些溝裡、坑裡,水還滿滿的。每天中午,孩子們好聚到那裡鳧水,那是非常高興和熱鬧的場面。
  每逢小變兒走近那些溝坑,在其中游泳的孩子們,就喊:
  「小變兒,脫了褲子下水吧!來,你不敢脫褲子!」
  小變兒就默默地離開了那裡。但天氣實在熱,他也實在願意到水裡去洗洗玩玩。有一天,人們都回家吃午飯了,他走到很少有人去的村東窯坑那裡,看看四處沒有人,脫了衣服跳進去。這個坑的水很深,一下就滅了頂,他喊叫了兩聲,沒有人聽見,這個孩子就淹死了。
  這樣,乾巴就剩下孤身一人,沒有了兒子。
  他現在什麼也沒有了,他沒有田地,也可以說沒有房屋,他那間小屋,是很難叫做房屋的。他怎樣生活?他有什麼職業呢?
  冬天,他就賣豆腐,在農村,這幾乎可以不要什麼本錢。
  秋天,他到地裡拾些黑豆、黃豆,即使他在地頭地腦偷一些,人們都知道他寒苦,也都睜一個眼,閉一個眼,不忍去說他。
  他把這些豆子,做成豆腐,每天早晨挑到街上,敲著梆子,顧客都是拿豆子來換,很快就賣光了。自己吃些豆腐渣,這個冬天,也就過去了。
  在村裡,他還從事一種副業,也可以說是業餘的工作。那時代,農村的小孩子,死亡率很高。有的人家,連生五、六個,一個也養不活。不用說那些大病症,比如說天花、麻疹、傷寒,可以死人;就是這些病症,比如抽風、盲腸炎、痢疾、百日咳,小孩子得上了,也難逃個活命。
  母親們看著孩子死去了,掉下兩點眼淚,就去找乾巴,叫他幫忙把孩子埋了去。乾巴趕緊放下活計,背上鐵鏟,來到這家,用一片破炕席或一個破席鍋蓋,把孩子裹好,挾在腋下,安慰母親一句:
  「他嬸子,不要難過。我把他埋得深深的,你放心吧!」
  就走到村外去了。
  其實,在那些年月,母親們對死去一個不成年的孩子,也不很傷心,視若平常。因為她們在生活上遇到的苦難太多,孩子們累得她們也夠受了。
  事情完畢,她們就給乾巴送些糧食或破爛衣服去,酬謝他的幫忙。
  這種工作,一直到乾巴離開人間,成了他的專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1979年12月

木匠的女兒

  這個小村莊的主要街道,應該說是那條東西街,其實也不到半里長。街的兩頭,房舍比較整齊,人家過的比較富裕,接連幾戶都是大梢門。
  進善家的梢門裡,分為東西兩戶,原是兄弟分家,看來過去的日子,是相當勢派的,現在卻都有些沒落了。進善的哥哥,幼年時念了幾年書,學得文不成武不就,種莊稼不行,只是練就一筆好字,村裡有什麼文書上的事,都是求他。也沒有多少用武之地,不過紅事喜帖,白事喪榜之類。進善幼年就趕上日子走下坡路,因此學了木匠,在農村,這一行業也算是高等的,僅次於讀書經商。
  他是在束鹿舊城學的徒。那裡的木匠鋪,是遠近幾個縣都知名的,專做嫁妝活。凡是地主家聘姑娘,都先派人丈量男家居室,陪送木器傢具。只有內間的叫做半套;裡外兩間都有的,叫做全套。原料都是楊木,外加大漆。
  學成以後,進善結了婚,就回家過日子來了。附近村莊人家有些零星木活,比如修整梁木,打做門窗,成全棺材,就請他去做,除去工錢,飯食都是好的,每頓有兩盤菜,中午一頓還有酒喝。閒時還種幾畝田地,不誤農活。
  可是,當他有了一兒一女以後,他的老婆因為過於勞累,得肺病死去了。當時兩個孩子還小,請他家的大娘帶著,過不了幾年,這位大娘也得了肺病,死去了。進善就得自己帶著兩個孩子,這樣一來,原來很是精神利索的進善,就一下變得愁眉不展,外出做活也不方便,日子也就越來越困難了。
  女兒是頭大的,名叫小杏。當她還不到十歲,就幫著父親做事了,十四五歲的時候,已經出息得像個大人。長得很俊俏,眉眼特別秀麗,有時在梢門口大街上一站,身邊不管有多少和她年歲相仿的女孩兒們,她的身條容色,都是特別引人注目的。
  貧苦無依的生活,在舊社會,只能給女孩子帶來不幸。越長的好,其不幸的可能就越多。她們那幼小的心靈,先是向命運之神應戰,但多數終歸屈服於它。在絕望之餘,她從一面小破鏡中,看到了自己的容色,她現在能夠仰仗的只有自己的青春。
  她希望能找到一門好些的婆家,但等她十七歲結了婚,不只丈夫不能叫她滿意,那位刁鑽古怪的婆婆,也實在不能令人忍受。她上過一次吊,被人救了下來,就長年住在父親家裡。
  雖然這是一個不到一百戶的小村莊,但它也是一個社會。
  它有貧窮富貴,有尊榮恥辱,有士農工商,有興亡成敗。
  進善常去給富裕人家做活,因此結識了那些人家的游手好閒的子弟。其中有一家在村北頭開油坊的少掌櫃,他常到進善家來,有時在夜晚帶一瓶子酒和一隻燒雞,兩個人喝著酒,他撕一些雞肉叫小杏吃。不久,就和小杏好起來。趕集上廟,兩個人約好在背靜地方相會,少掌櫃給她買個燒餅裹肉,或是買兩雙襪子送給她。雖說是少女的純潔,雖說是廉價的愛情,這裡面也有傾心相與,也有引誘抗拒,也有風花雪月,也有海誓山盟。
  女人一旦得到依靠男人的體驗,膽子就越來越大,羞恥就越來越少。就越想去依靠那錢多的,勢力大的,這叫做一步步往上依靠,靈魂一步步往下墮落。
  她家對門有一位在縣裡當教育局長的,她和他靠上了,局長回家,就住在她家裡。
  一九三七年,這一帶的國民黨政府逃往南方,局長也跟著走了。成立了抗日縣政府,組織了抗日游擊隊。抗日縣長常到這村裡來,有時就在進善家吃飯住宿。日子長了,和這一家人都熟識了,小杏又和這位縣長靠上,她的弟弟給縣長當了通訊員,背上了盒子槍。
  一九三八年冬天,日本人佔據了縣城。屯集在河南省的國民黨軍隊張蔭梧部,正在實行曲線救國,配合日軍,企圖消滅八路軍。那位局長,跟隨張蔭梧多年了,有一天,又突然回到了村裡。他回到村莊不多幾天,縣城的日軍和偽軍,「掃蕩」了這個村莊,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到大街上,在街頭一棵槐樹上,燒死了抗日村長。日本人在各家搜索時,在進善的女兒房中,搜出一件農村少有的雨衣,就吊打小杏,小杏說出是那位局長穿的,日本人就不再追究,回縣城去了。日本人走時,是在黃昏,人們惶惶不安地剛吃過晚飯,就聽見街上又響起槍來。隨後,在村東野外的高沙崗上,傳來了局長呼救的聲音。好像他被綁了票,要鄉親們快湊錢搭救他。深夜,那聲音非常淒厲。這時,街上有幾個人影,打著燈籠,挨家挨戶借錢,家家都早已插門閉戶了。交了錢,並沒得買下局長的命,他被槍斃在高崗之上。
  有人說,日本這次「掃蕩」,是他勾引來的,他的死刑是「老八」執行的。他一回村,游擊組就向上級報告了。可是,如果他不是迷戀小杏,早走一天,可能就沒事……
  日本人四處安插據點,在離這個村莊三里地的子文鎮,蓋了一個炮樓,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,我們的主力西撤了。漢奸活躍起來,抗日政權轉入地下,抗日縣長,只能在夜間轉移。抗日幹部被捕的很多,有的叛變了。有人在夜裡到小杏家,找縣長,並向他勸降。這位不到二十歲的縣長,本來是個褲褲子弟,經不起考驗,但他不願明目張膽地投降日本,通過親戚朋友,到敵占區北平躲身子去了。
  小杏的弟弟,經過一些壞人的引誘慫恿,帶著縣長的兩支槍,投降了附近的炮樓,當了一名偽軍。他是個小孩子,每天在炮樓下站崗,附近三鄉五里,都認識他,他卻壞下去的很快,敲詐勒索,以至姦污婦女。他那好吃懶做的大伯,也仗著侄兒的勢力,在村中不安分起來。在一九四三年以後,根據地形勢稍有轉機時,八路軍夜晚把他掏了出來,槍斃示眾。
  小杏在二十幾歲上,經歷了這些生活感情上的走馬燈似的動亂、打擊,得了她母親那樣致命的疾病,不久就死了。她是這個小小村莊的一代風流人物。在烽煙炮火的激盪中,她幾乎還沒有來得及覺醒,她的花容月貌,就悄然消失,不會有人再想到她。
  進善也很快就老了。但他是個樂天派,並沒有倒下去。一九四五年,抗日戰爭勝利,縣裡要為死難的抗日軍民,興建一座紀念塔,在四鄉搜羅能工巧匠。雖然他是漢奸家屬,但本人並無罪行。村裡推薦了他,他很高興地接受了雕刻塔上飛簷門窗的任務。這些都是木工細活,附近各縣,能有這種手藝的人,已經很稀少了。塔建成以後,前來遊覽的人,無不對他的工藝嘖嘖稱讚。
  工作之暇,他也去看了看石匠們,他們正在叮叮噹噹,在大石碑上,鐫刻那些抗日烈士的不朽芳名。
  回到家來,他孤獨一人,不久就得了病,但人們還常見他拄著一根木棍出來,和人們說話。不久,村裡進行土地改革,他過去相好那些人,都被劃成地主或富農,他也不好再去找他們。又過了兩年,才死去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1980年9月21日晨

老刁

  老刁,河北深縣人,他從小在外祖父家長大,外祖父家是安平縣。他在保定育德中學讀書時,就把安平人引為同鄉,我比他低兩年級,他對幼小同鄉,尤其熱情。他有一條腿不大得勁,長得又蒼老,那時人們就都叫他老刁。
  他在育德中學的師範班畢業以後,曾到安新馮村,教過一年書,後來到北平西郊的黑龍潭小學教書。那時我正在北平失業,曾抱著一本新出版的《死魂靈》,到他那裡住了兩天。
  有一年暑假,我們為了找職業都住在保定母校的招待樓裡,那是一座碉堡式的小樓。有一天,他同另一位同學出去,回來時,非常張惶,說是看見某某同學被人捕去了。那時捕去的學生,都是共產黨。
  過了幾年,爆發了抗日戰爭。一九三九年春天,我同陳肇同志,要過路西去,在安平縣西南地區,遇到了他。當聽說他是安平縣的「特委」時,我很驚異。我以為他還在北平西郊教書,他怎麼一下子弄到這麼顯赫的頭銜。那時我還不是黨員,當然不便細問。因為過路就是山地,我同老陳把我們騎來的自行車交給他,他給了我們一人五元錢,可見他當時經濟上的困難。
  那一次,我只記得他說了一句:
  「游擊隊正在審人打人,我在那裡坐不住。」
  敵人佔了縣城,我想可能審訊的是漢奸嫌疑犯吧。
  一九四一年,我從山地回到冀中。第二年春季,我又要過路西去,在七地委的招待所,見到了他。當時他好像很不得意,在我的住處坐了一會兒就走了。這也使我很驚異,怎麼他一下又變得這麼消沉?
  一九四六年夏天,抗日戰爭早已結束,我住在河間臨街的一間大梢門洞裡。有一天下午,我正在街上閒立著,從西面來了一輛大車,後面跟著一個人,腳一拐一拐的,一看正是老刁。我把他攔請到我的床位上,請他休息一下。記得他對我說,要找一個人,給他寫個歷史證明材料。他問我知道不知道安志誠先生的地址,安先生原是我們在中學時的圖書館管理員。我說,我也不知道他的住處,他就又趕路去了,我好像也忘記問他,是要到哪裡去?看樣子,他在一直受審查嗎?
  又一次我回家,他也從深縣老家來看我,我正想要和他談談,正趕上我母親那天叫磨扇壓了手,一家不安,他匆匆吃過午飯就告辭了。我往南送他二三里路,他的情緒似乎比上兩次好了一些。他說縣裡可能分配他工作。後來聽說,他在縣公安局三股工作,我不知道公安局的分工細則,後來也一直沒有見過他。沒過兩年,就聽說他去世了。也不過四十來歲吧。
  我的老伴對我說過,抗日戰爭時期,我不在家,有一天老刁到村裡來了,到我家看了看,並對村幹部們說,應該對我的家庭,有些照顧。他帶著一個年輕女秘書,老刁在炕上休息,頭枕在女秘書的大腿上。老伴說完笑了笑。一九四八年,我到深縣縣委宣傳部工作。縣裡開會時,我曾托區幹部,對老刁的家庭,照看一下。我還曾路過他的村莊,到他家裡去過一趟。院子裡空蕩蕩的,好像並沒有找到什麼人。
  事隔多年,我也行將就木,覺得老刁是個同學又是朋友,常常想起他來,但對他參加革命的前前後後,總是不大清楚,像一個謎一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1980年9月21日晚

菜虎

  東頭有一個老漢,個兒不高,膀乍腰圓,賣菜為生。人們都叫他菜虎,真名字倒被人忘記了。這個虎字,並沒有什麼惡意,不過是說他以菜為衣食之道罷了。他從小就幹這一行,頭一天推車到滹沱河北種菜園的村莊躉菜,第二天一早,又推上車子到南邊的集市上去賣。因為南邊都是旱地種大田,青菜很缺。
  那時用的都是獨木輪高脊手推車,車兩旁捆上菜,青枝綠葉,遠遠望去,就像一個活的菜畦。
  一車水菜份量很重,天暖季節他總是脫掉上衣,露著油黑的身子,把絆帶套在肩上。遇見沙土道路或是上坡,他兩條腿叉開,弓著身子,用全力往前推,立時就是一身汗水。但如果前面是硬整的平路,他推得就很輕鬆愉快了,空行的人沒法趕過他去。也不知道他怎麼弄的,那車子發出連續的有節奏的悠揚悅耳的聲音,——吱扭——吱扭——吱扭扭——
  吱扭扭。他的臀部也左右有節奏地擺動著。這種手推車的歌,在我幼年的記憶中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這是田野裡的音樂,是道路上的歌,是充滿希望的歌。有時這種聲音,從幾里地以外就能聽到。他的老伴,坐在家裡,這種聲音從離村很遠的路上傳來。有人說,菜虎一過河,離家還有八里路,他的老伴就能聽見他推車的聲音,下炕給他做飯,等他到家,飯也就熟了。在黃昏炊煙四起的時候,人們一聽到這聲音,就說:「菜虎回來了。」
  有一年七月,滹沱河決口,這一帶發了一場空前的洪水,莊稼全都完了,就是半生半熟的高粱,也都衝倒在地裡,被泥水浸泡著。直到九、十月間,已經下過霜,地裡的水還沒有撤完,什麼晚莊稼也種不上,種冬麥都有困難。這一年的秋天,顆粒不收,人們開始吃村邊樹上的殘葉,剝下榆樹的皮,到泥裡水裡撈泥高粱穗來充飢,有很多小孩到撤過水的地方去挖地梨,還挖一種泥塊,叫做「膠泥沉兒」,是比膠泥硬,顏色較白的小東西,放在嘴裡吃。這原是營養植物的,現在用來營養人。
  人們很快就干黃乾瘦了,年老有病的不斷死亡,也買不到棺木,都用蓆子裹起來,找干地方暫時埋葬。
  那年我七歲,剛上小學,小學也因為水災放假了,我也整天和孩子們到野地裡去撈小魚小蝦,捕捉螞蚱、蟬和它的原蟲,尋找野菜,尋找所有綠色的、可以吃的東西。常在一起的,就有菜虎家的一個小閨女,叫做盼兒的。因為她母親有癆病,長年喘嗽,這個小姑娘長得很瘦小,可是她很能幹活,手腳利索,眼快;在這種生活競爭的場所,她常常大顯身手,得到較多較大的收穫,這樣就會有爭奪,比如一個螞蚱、一棵野菜,是誰先看見的。
  孩子們不懂事,有時問她:
  「你爹叫菜虎,你們家還沒有菜吃?還挖野菜?」
  她手腳不停地挖著土地,回答:
  「你看這道兒,能走人嗎?更不用說推車了,到哪裡去躉菜呀?一家人都快餓死了!」
  孩子們聽了,一下子就感到確實餓極了,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,不說話了。
  忽然在遠處高坡上,出現了幾個外國人,有男有女,男的穿著中國式的長袍馬褂,留著大鬍子,女的穿著裙子,披著金黃色的長髮。
  「鬼子來了。」孩子們站起來。
  作為庚子年這一帶義和團抗擊洋人失敗的報償,外國人在往南八里地的義裡村,建立了一座教堂,但這個村莊沒有一家在教。現在這些洋人是來視察水災的。他們走了以後,不久在義裡村就設立了一座粥廠。村裡就有不少人到那裡去喝粥了。
  又過了不久,傳說菜虎一家在了教。又有一天,母親回到家來對我說:
  「菜虎家把閨女送給了教堂,立時換上了洋布衣裳,也不愁餓死了。」
  我當時聽了很難過,問母親:
  「還能回來嗎?」
  「人家說,就要帶到天津去呢,長大了也可以回家。」母親回答。
  可是直到我離開家鄉,也沒見這個小姑娘回來過。我也不知道外國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,但我們這個村莊確實就只有她一個人。
  菜虎和他多病的老伴早死了。
  現在農村已經看不到菜虎用的那種小車,當然也就聽不到它那種特有的悠揚悅耳的聲音了。現在的手推車都換成了膠皮□轆,推動起來,是沒有多少聲音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1980年9月29日晨

光棍

  幼年時,就聽說大城市多產青皮、混混兒,鬥狠不怕死,在茫茫人海中成為謀取生活的一種道路。但進城後,因為革命聲勢,此輩已銷聲斂跡,不能見其在大庭廣眾之中,行施其伎倆。十年動亂之期,流氓行為普及里巷,然已經「發跡變態」,似乎與前所謂混混兒者,性質已有懸殊。
  其實,就是在鄉下,也有這種人物的。十里之鄉,必有仁義,也必有歹徒。鄉下的混混兒,名叫光棍。一般的,這類人幼小失去父母,家境貧寒,但長大了,有些聰明,不甘心受苦。他們先從賭博開始,從本村賭到外村,再賭到集市廟會。他們能在大戲台下,萬人圍聚之中,吆三喝四,從容不迫,旁若無人,有多大的輸贏,也面不改色。當在賭場略略站住腳步,就能與官面上勾結,也可能當上一名巡警或是衙役。從此就可以包辦賭局,或窩藏娼妓。這是順利的一途。
  其在賭場失敗者,則可以下關東,走上海,甚至報名當兵,在外鄉流落若干年,再回到鄉下來。
  我的一個遠房堂兄,幼年隨人到了上海,做織布徒工。失業後,沒有飯吃,他躉了幾個西瓜到街上去賣,和人爭執起來,他手起刀落,把人家頭皮砍破,被關押了一個月。出來後,在上海青紅幫內,也就有了小小的名氣。但他究竟是一個農民,家裡還有一點點恆產,不到中年就回家種地,也娶妻生子,在村裡很是安分。這是偶一嘗試,又返回正道的一例,自然和他的祖祖輩輩的「門風」有關。
  在大街當中,有一個光棍名叫老索,他中年時官至縣城的巡警,不久廢職家居,養了一籠畫眉。這種鳥兒,在鄉下常常和光棍作伴,可能它那種霸氣勁兒,正是主人行動的陪襯。
  老索並不魚肉鄉里,也沒人去招惹他。光棍一般的並不在本村為非作歹,因為欺壓鄉鄰,將被人瞧不起,已經夠不上光棍的稱號。但是,到外村去闖光棍,也不是那麼容易。相隔一里地的小村莊,有一個姓曹的光棍,老索和他有些輸贏賬。有一天,老索喝醉了,拿了一把捅豬的長刀,找到姓曹的門上。聲言:「你不還賬,我就捅了你。」姓曹的聽說,立時把上衣一脫,拍著肚臍說:「來,照這個地方。」老索往後退了一步,說:「要不然,你就捅了我。」姓曹的二話不說,奪過他的刀來就要下手。老索轉身往自己村裡跑,姓曹的一直追到他家門口。鄉親攔住,才算完事。從這一次,老索的光棍,就算「栽了」。
  他雄心不死,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,他生了三個兒子,起名虎、豹、熊。姓曹的光棍窮得娶不上妻子,老索希望他的兒子能重新建立他失去的威名。
  三兒子很早就得天花死去了,少了一個熊。大兒子到了二十歲,娶了一門童養媳,二兒子長大了,和嫂子不清不楚。
  有一天,弟兄兩個打起架來,哥哥拿著一根粗大槓,弟弟用一把小魚刀,把哥哥刺死在街上。在鄉下,一時傳言,豹吃了虎。村裡怕事,倉促出了殯,民不告,官不究,弟弟到關東去躲了二年,趕上抗日戰爭,才回到村來。他真正成了一條光棍。那時村裡正在成立農會,聲勢很大,村兩頭鬧派性,他站在西頭一派,有一天,在大街之上,把新任的農會主任,撞倒在地。在當時,這一舉動,完全可以說成是長地富的威風,但一查他的三代,都是貧農,就對他無可奈何。我們有很長時期,是以階級鬥爭代替法律的。他和嫂嫂同居,一直到得病死去。他嫂子現在還活著,有一年我回家,清晨路過她家的小院,看見她開門出來,風姿雖不及當年,並不見有什麼愁苦。
  這也是一種門風,老索有一個堂房兄弟名叫五湖。我幼年時,他在街上開小面鋪,兼賣開水。他用竹簪把頭髮盤在頭頂上,就像道士一樣。他養著一匹小毛驢,就像大個山羊那麼高,但鞍鐙鈴鐺齊全,打扮得很是漂亮。我到外地求學,曾多次向他借驢騎用。
  面鋪的後邊屋子裡,住著他的寡嫂。那是一位從來也不到屋子外面的女人,她的房間裡,一點光線也沒有。她信佛,掛著紅布圍裙的迎門桌上,長年香火不斷。這可能是避人耳目,也可能是懺悔吧。
  據老年人說,當年五湖也是因為這個女人把哥哥打死的,也是到關東躲了幾年,小毛驢就是從那裡騎回來的。五湖並不像是光棍,他一本正經,神態岸然,倒像經過修真養性的人。鄉人嘗謂:如果當時有人告狀,五湖受到法律制裁,就不會再有虎豹間的悲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1980年10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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