轉載此篇論文，僅為說明司馬遷頌揚文帝實乃報復武帝之故，所謂的文帝如何如何完美，其實正如武帝如何如何不堪一樣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論《史記》對漢初最高統治者的貶斥——————其中一段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三、紀文帝,喻刺武帝於其中
李長之在《司馬遷之體驗與創作(下)——〈史記〉各篇著作先後之可能的推測》一文中,先指出《孝文本紀》約寫於司馬遷「做了郎中,奉使西南,參加封禪,塞河,中間喪父,初為太史令時,約二十二歲至二十八歲,書中有薦士思想」。隨後又云:《孝文本紀》贊稱:「漢興,至孝文四十有餘載,德至盛也。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,謙讓未成於今,嗚呼!豈不仁哉?」言外是武帝就不謙讓而封禪了,所以可能也是此時譏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。
後一個觀點筆者是贊同的,但兩種觀點承接起來,似乎就矛盾了:既然有「薦士思想」,豈能作「譏武帝」之篇?從現實意義上完全說不通。
細讀《孝文本紀》,可見其文字中除「譏武帝不度德量力」之外,更蘊含了多方面明裡稱頌文帝而暗中諷喻武帝的內容。司馬遷在《五帝本紀》中歌頌禪讓、德政,集中塑造了堯、舜等理想的帝王形象。三代以後,秦漢以來,漢文帝無疑是司馬遷心目中唯一所欣賞、所嚮往的「仁君」,以「功莫大於高帝,德莫大於孝文皇帝」一語作為斷定,精確正大,穆然高古。
《孝文本紀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記錄了許多文帝的詔書來表現文帝的賢德。如廢除連坐法和肉刑的兩個詔令,就體現了文帝不誅連無辜、不摧殘**的人道精神。齊國太倉令淳於公之女緹縈上書救父,文帝見後取消修建露台並由此下詔廢除肉刑,詔書中說:「今人有過,教未施而刑加焉,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。朕甚憐之。夫刑至斷支體,刻肌膚,終身不息,何其楚痛而不德也,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!」這一段「詔書」顯然吐露的是司馬遷的心聲。
《酷吏列傳》開篇曰:「法令者治之具,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而吏治,不至於奸,黎民艾安。由是觀之,在彼不在此。」闡明了司馬遷的觀點。
因切身受刑的哀傷,司馬遷深惡痛絕地否定了這些酷吏的為人,以及由他們和他們的支持者漢武帝所推行的這種禍國殃民的制度,其憤漏*點緒顯而易見。所以前面提到李長之對《文帝本紀》寫作時間的推斷不太符合,應該是寫於受腐刑(司馬遷37歲至38歲)以後。如果還不能夠說明,再看下面一段:
孝景帝元年十月,制詔御史:「孝文皇帝臨天下,通關梁,不異遠方。除誹謗,去肉刑,賞賜長老,收恤孤獨,以育群生。減嗜欲,不受獻,不私其利也。罪人不帑,不誅無罪。除(肉)〔宮〕刑,出美人,重絕人之世」「除(肉)〔宮〕刑,出美人,重絕人之世」,簡直就是在說司馬遷自己了。
《孝文本紀》中寫到,孝文帝已逐漸走向更改曆法、服色和進行封禪了,可是由於他的謙讓,至今尚未完成。這不就是仁嗎?反之,漢武帝「封禪,改正朔,易服色」(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),堪比文帝就是不仁了。司馬遷歌頌文帝,處處顯露著對比、批判漢代其他諸帝的意義,尤其對武帝政治,則明顯地更是一種指桑罵槐。
文帝遺詔說:「萬物都有生死,是天地間的自然現象,人死也是如此,不必過於悲痛。」作為一代帝王,其認識的高無疑是對那些千方百計祈求「長生不死」的人的辛辣批判。與此類比,司馬遷寫《武帝本紀》,用大量的篇幅寫武帝對方士深信不疑,或尊之禮之,或封之賞之,並且言聽計從,直接地嘲諷了方士的偽詐和武帝的愚昧。
四、紀武帝,道「成敗興衰之理」
《史記》對武帝一代歷史記載比較詳盡,獨《孝武本紀》奇怪——它截取了《封禪書》中關於武帝的一段,贊也竟是《封禪書》之贊,一字不差。
多數學者認為原版《孝武本紀》早已不存,後人截取《史記·封禪書》並在開頭補寫六十字而成,以補所缺的《今上本紀》。李長之說:可知假若要作《武紀》的話,原重在他的封禪(改朔易服是隨著而來的),所以我疑心:焉知道司馬遷不是故意地重鈔一份《封禪書》,做一個最大的諷刺的?意思是:「瞧吧,你自以為武功了不得,其實你一生也不過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罷了。」試想,除了司馬遷之外,誰敢在同一部書裡把同一篇文章再鈔一遍?除了大諷刺家司馬遷之外,誰又會這樣幽默而痛快?補書的法子盡多,哪有在同一書裡找一篇現存的東西來頂替的?這個定論大膽而有趣,雖然證據不足,卻也不無道理。
司馬遷著《史記》最初目的並不在於譏謗當世。而是遵父親臨終遺命,以六義為歸依,上繼《春秋》,做第二個孔子。《史記》尚未著成,因「李陵之禍」,漢武帝對司馬遷施了宮刑。從司馬遷受刑到《史記》著成,間隔了整整十六年時間。這十六年裡,司馬遷留下的文字已「背《春秋》之義」。而《史記》,也從司馬遷父親理想中的第二部「撥亂世反諸正,令亂臣賊子懼」的「《春秋》」涅為以「貶天子」觸犯龍顏的「謗書」。
歷史對後世的作用不外乎「以史明道」、「以史言志」。一部優秀的史書必然以「純史實錄」作為其衡量的唯一標準。
事實上,一部史書中使人讀了無不酣暢淋漓、激憤鼓舞、對修史者頂禮膜拜的,仍是那些揭露、批判性的文字。尤其是在這些文字的劍鋒直指漢代最高統治階層的時候,更是顯露出其獨一無二的鋒芒和氣魄。縱觀古今史書,也只有在《史記》中才能看到這樣充滿戰鬥力的文字。從這個意義上,漢武帝成就了司馬遷,成就了《太史公書》。
《太史公自序》對作《孝武本紀》交代道:漢興五世,隆在建元,外攘夷狄,內脩法度,封禪,改正朔,易服色。作《今上本紀》第十二。先有「文景之治」後有「隆在建元」,司馬遷生活在武帝時期,述史之時正值漢家隆盛時期,按理司馬遷也應大唱讚歌。然而,司馬遷的受刑,使他從自身切膚之痛中加深了人與人之間、君與臣之間關係的認識,於是他的思想生了巨大的變化,撰寫《史記》不再是像從前一樣歌頌皇帝的「聖明盛德」,記載「功臣世家大夫之業」,而是處處加深了對統治者的批判。
以司馬遷這樣的大史學家、家、大諷刺家必定能夠巧妙地處理這兩方面的矛盾,於是,他給我們留下了一篇不痛不癢的《今上本紀》,再以「互見」的方式,在其他篇章中逐一批判武帝時期統治階級的荒淫無道,逐層披露潛伏著的嚴重危機。比如《平淮書》中,司馬遷針砭時弊,直接大膽地揭露和批判「今上」武帝的擾民政策:指責武帝連年用兵,揮霍無度,不得不搜刮民財的財經政策,顯露出一副貪得無厭的嘴臉。
司馬遷出於個人悲憤的情懷,很難客觀公正評價漢武帝,這是歷代史學家早有定論的。
然則,司馬遷能夠看清人類社會展的一個個里程是因果相連、循環往復的過程;治亂世興衰有規律可循,所以給自己提出「稽成敗興壞之理」（《報任安書》）的任務。從而，「物盛而衰,固其變也」（《平淮出漢武帝統治後期是漢代由盛到衰的轉折點。這樣的史學與史識也足以令後世歎為觀止。
《漢書·藝文志》曰:「古之王者,世有史官,君舉必書。」中國從遠古王朝開始,「書君舉」對每一個王朝、每一個帝王都具有重大的意義。所以,無論是漢武帝還是司馬遷,都深知這部《史記》的力量。於是才有司馬遷「奮著書」而漢武帝「怒而削之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