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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來的文藝運動


  三年來的文藝是該用紅字標出的“抗戰文藝”。在全部中華歷史上,甚至世界史中,還沒有与它相同的運動。其成因:(一)時代的偉大:時代是心智的測量器。在閉關自守的時代,雖明哲君子,亦只長了一個眼睛,只看四海之內,不見四海之外。今天,一個中學生也兩眼齊用,看到了世界才能決定自己是立在哪里。一百年前,不會有此种抗日的戰爭,亦不會有此等抗戰文藝。時代給心靈以活動的机會,在今日而不錯過机會,即必成為抗戰的文藝;時代奇偉,文藝運動遂成空前!(二)戰爭的性質:此次抗戰絕非列國或五代或軍閥時期的那些可有可無的小小戰爭,而是民族的滅亡或解放的選擇与決定,戰則生,降則亡,故必戰,既戰,我們有致胜的方法与決心。文藝,在這時候,必為抗戰与胜利的呼聲。此呼聲發自民族的良心。
  (三)新文藝的傳統:時代的推動与抗戰的呼號并不能喚起僵尸。每值离亂,騷人墨客輒多避隱。設今日的文藝者而避處租界,以聲色自娛,或退隱山林,寄情于詩酒,文藝自然還是雪月風花,与古無异。但五十年來,文藝的革命与革命的文藝,心苦已久,習于戰斗;昔之以身殉者為了革命,今之從事抗戰宣傳者亦為了革命,數十年的培養使大患臨頭有備無患。且因文藝革命的成功,文藝的傳達工具已非之乎者也,而是白話,便于宣傳。行動与工具兩有准備,文藝者遂能應聲上馬,殺上前去。
  (四)社會的需要:假若我們的教育已經普及,而且到處有報紙与播音,人人關心國事,天天讀閱新聞,收听廣播,也許文藝正應少寫些戰爭,而從其他方面給人民与士兵一些安慰与愉快。可是,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,恰与此相反;人不說不知,木不鑽不透,文藝就必須負起教育的責任,使人民士兵知道、感動,而肯為國家与民族盡忠盡孝。當社會需要軟性与低級的閒話与趣味,文藝若去迎合,是下賤;當社會需要知識与激勵,而文藝力避功利,是怠職。抗戰文藝的注重宣傳与教育,是為盡職,并非遷就。
  有了上述歷史的与社會的成因,抗戰文藝便有了它自己的面貌,与舊有的臉譜全不相同。它是:(一)清醒的:它知道自己的責任所在,而專心一志的干它的工作。抗戰与文藝不能分開,正如抗戰与軍隊之不可离异。它知道社會的需要,就去供給;它曉得自己的力量,而不惜力。雖然大家還覺得作的不夠,可是要把三年來所有的抗戰文藝作品搜集到一處,也該有相當的數目了吧?
  (二)樂觀的:因為它清醒的曉得自己是在作些什么,和為什么作,并且知道作出來有什么效果,所以它樂觀。抗戰文藝不是“無家對寒食,有淚如金波”的眼淚文字,也不是“塞上長城空自許”的希冀与失望,更不是歌功頌德替誰來排場。它是看准了民族的出路在此一戰,看准胜利必來,而与全体同胞齊出應戰,一直到同唱凱歌。抗戰文藝就是胜利的信心。在中國歷史上几乎沒有前例。
  (三)直接的:除了抗戰國策,抗戰文藝不受別人的指揮,除了百姓士兵,它概不伺候。因此,它得把軍歌送到軍隊中,把唱本遞給老百姓,把戲劇放在城中与鄉下的戲台上。它絕不是抒情自娛,以博同道們欣賞諛讀,而是要立竿見影,有利于抗戰。抗戰文藝的突擊,所以它也是直接的。
  (四)行動的:文人的行動決定著文藝的行動。文人為集中力量而有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組織,文藝遂亦成為一致的,抗敵的。文人不相輕,文章乃不相罵,文人攜手抗敵,筆尖遂一齊朝外。上有協會,為精神上的團結,下有戰士,分赴戰地与民間,于是文藝隨著事實的接触而漸漸与軍民相親;書齋中的哼唧,与個人有病或無病的呻吟,遂一齊息止。文藝者在軍民間去活動,文藝的本質乃由虛浮的修辭變為朴誠的紀錄与激勵。抗戰文藝是民族的心聲。抗戰文藝的創造者還沒有一個杜甫,卻有一師筆兵。杜甫躲著戰爭走,筆兵敢上前線。也還沒有一個陸放翁,放翁只為自己寫詩,而筆兵不但為士兵百姓寫詩歌戲劇,且為他們寫信。放翁孤立,筆兵有組織。宣傳之術,古人所無;古人為“傳”自己,今人忘了自己——在慶祝胜利那一天而將抗戰文藝付之一炬,亦無可惜,要緊的倒是良心無愧!
  時代与社會的需要如彼,文人与文藝的行動如此,三年來的文藝運動的中心問題已可測想:(一)人事方面:當然先由文藝界抗敵協會(以下簡稱文協)說起。有文協,則文藝界的團結是事實;沒有它,團結是空話。文協最初的目的,与現在的作用,全在目的。認清了這一點,文協便有了很大的成功;它已有了八處分會,和許多通訊處。否認這一點,而要求馬變為牛,則文協亦可一言以蔽,曰“沒大關系”!(后面還要講到這一點,暫不多說。)
  由團結發生的友誼,并不只是在作家們當中有了和睦的气象,而是也使他們的文字有了忠實厚道的气息;這是文格的淨化与提高,這是建設!文人們的作品,不管是大小好坏,都是以生命的全力創造出來的;費盡心血力气的產物,不管是大小好坏,當然是敝帚千金,絕對不容別人插嘴說長道短。在這不幸而是必然的心理上,團結几乎是不可能。所以,文協在團結上的成功,即使在別的方面乏善可陳,也是難能可貴的。團結使大家的心張開了,減輕了自傲,看重了朋友,于是就能在一處工作,彼此批評,從而養起個新的文藝風气來。藐小的心產生不出來偉大的作品;現在,作家們因團結与友誼把每個人的心都交給了文協,個人的力量有限,可是大家的力量湊到一處便力舉千斤了。
  就私人來談,三年來文人們似乎都以到前方去為榮。有的是受政府的任命,有的受報館的委托,有的受友人的招致……情形不同,可是在全國所有的戰區里,都有文藝者在采訪,在宣傳,在作政治工作。每個工作者到達一處,就象河水中投下一塊石,立刻蕩起一些文藝的波浪。這些人把文藝帶到了前方去,給文藝以切實的試驗。試驗的結果是可靠的治療文病的藥方。這些藥方使全國的文人們曉得了怎樣才能教文藝更接近士兵与百姓。文人自動的開拓了文藝園地。同時也發現了文藝种种的毛病而加以改造。他們的工作,同時,也丰富了他們的經驗,抗戰文藝的材料多數是由前方帶回來的。動的文人產生動的文藝,武裝的寫家產生抗戰的文藝。
  由人事的這兩方面——團体的,個人的——我們看出三年來的文藝運動中的人的問題是(一)團体的——怎樣擴大文協的影響与怎樣加強團結;(二)個人的——怎樣鍛煉自己和怎樣把文藝工作由個人的變為有組織的。關于這兩點的評判,保留到末段中去說。
  (二)文藝方面:不大明白真情實況的人,也許以為抗戰文藝是文藝拉住了抗戰死不放手。事實上,卻是前方的將士,病院里受傷的弟兄,政治的宣傳,民眾的教育,敵后方的爭取民眾……都急切的需要文藝。只須到前方走几天,就可以看明白:除了軍事的表現,就是文藝最出風頭,軍人要唱歌,要看戲,要看書,要紀錄戰績,要練習寫作……都是文藝的事。文藝之所以不离抗戰,正因為抗戰少不得文藝。
  因此,三年來所有的文藝問題始終是一個:怎樣使文藝在抗戰上更有力量。這問題里所包含的一切差不多都是實際的,因為抗戰文藝,像前邊所提到過的,是直接的——歌須能唱,戲須能演,小說須使大家看懂,詩須能看能朗誦。抗戰文藝不是要藏之高閣,以待知音,而是墨之一干即須拿到讀者面前去。
  因為問題是實際的,所以由一開頭直到今天橫在面前的老是那兩座無情的石山:“看不懂”是一座,另一座是“宣傳性”。三年來所有文藝作品与文藝討論都是要沖過這兩重山去。不過沖過去即無力量可言,因為讀眾的讀書能力的低弱,与抗戰宣傳的急迫,是誰也不能否認的。
  在文藝者的心里,一向是要作品深刻偉大,是要藝術与宣傳平衡。當他們看見那兩重山哪,最初是要哭;后來慢慢的向前試步,一腳踩著深刻,一腳踩著俗淺;一腳踩著藝術,一腳踩著宣傳,渾身難過!這困難与掙扎,不亞于當青蛙將要變為兩栖動物的時節——怎能既深刻又俗淺,既是藝術的又是宣傳的呢?這一難題,大家整整的作了三年,今天還沒有完全交卷。
  我說“還沒有完全交卷”,因為到現在還有許多對這個問題的爭論——為使此文簡短,恕不引證。不過,它可也不是白卷。有些人已經作了不少專為宣傳用的通俗作品,即使有人還不承認它們是文藝,可是也不能否人它們的确有用處。這個客觀的態度雖未能一致擁護通俗化的辦法,可是消极的也使力求深奧冷僻的心理減退了許多,在抗戰中簡直沒有一篇東西是完全以藝術至上的態度寫出的,這已經是給通俗化一點承認。再因三年來的試驗与討論,大家開始有個共同的領悟,就是假若完全照著舊模式寫宣傳文字已經有點效果,那么何妨再進一步而使新的樣式也設法使民眾能接受呢。這么一想,可就看見了晴美的天光,看吧,《水滸傳》的俗淺并無害于它的偉大呀!看吧,當代的世界的文豪哪一個不是宣傳而于藝術呢!是呀,俗深多,宣傳藝術平衡,不扔掉舊的傳統(起碼須談中國話),也不忽視世界的新潮(不關上大門打仗啊),這不是最自然最光明的中國新文藝——或新中國的文藝——的道路嗎?這個發現是三年的勞力与心血的收獲,多么大的一個發現啊!我說“還沒有完全交卷”,因為在一方面理論的提出也許只注意到某一點,只顧了月亮而忘了太陽;在另一方面,創作上還沒有足以證實這發現的偉大作品,雖然今天的文藝各部門已都被這個發現的新風所吹動。以下略事批評:
  (一)人事方面:還是先說文協,以團結言,它有极大的成功;從別方面看,它有許多缺欠。第一,它很使青年們失望,因為它沒法能給他們改文章,讀稿子,指導文藝作法,使他們很快的成為新寫家。這一點,文協雖感難過,但并不覺得慚愧,因為只要有錢,它馬上能辦起函授學校之類的事情來;現在,它沒有這筆錢。至于說,使會員們于擔任會務及操持個人的事務之外,再擔任改文章,便不大合情理了。第二,它与前方的文藝工作者,及后方的民眾教育机關沒有很好的聯絡。由它自己說,它沒有夠用的人与錢,去到各處活動。由前方与后方的各工作者或團体說,人員与事全都不會听文協的指導与指揮;人有所隸屬,事有所承轉,文協無從插嘴,不過是個民眾團体而已。不錯,各地的文藝者一定愿意听听文協有什么話講,但是文協只能在精神上予以鼓勵;實際的辦法便無從提起。這個情形,使文協有時候顯著虛無誠心!可是,要打破這不甚好的情勢,定非文協自身所能作到的。就是對于文協的各地的分會,它也只能取友誼的態度,而不能象科長管著科員那樣;它能發動,鼓勵,維護大團結;至于各地方的工作就只好由各地方解決。假若它有几十万經費,當然情形就兩樣了;它既沒有錢,那就只有以苦干的精神去給別人一點影響罷了。
  我在這里指出了文協的最大的弱點的同時也為它解釋了一下,因為假若文協要真成個健全的團体,就必須把這些弱點彌補起來;可是它絕沒有力量彌補,除非外間給予它更大的援助与信任。經過這么一解釋,我想,它在現時只能是個精神上的力量,還不能忽然改胎換面。
  說到在各地方工作的人們,我可以說他們的痛苦就是他們的安慰!假若他們只是到各處去采訪些寫作的材料,那倒也容易,也就沒什么可說。可是,由于他們的任務或是由于他們的良心,他們得把文藝的空气制造出來,得使不會讀的能讀,不會寫的能寫,他們須有文藝的修養,而且還要有組織与辦事和教導的天才!文協的力量作不到他們的身邊,而所隸屬的机關又不給他們以确切的辦法。他們干著急!我并不是在這里代他們訴委屈,而是說這种內無糧草,外無救兵的情況再也不應拖延下去!不用多說什么,只要曉得政治重于戰爭,宣傳是一條防線這兩個口號,就可以明白我為什么這樣重視這問題了。
  (二)文藝方面:抗戰文藝的最大缺點,是政治上的效果遠不及軍事上的。這,不完全是作者的過錯。這樣原諒了作者,可并不能彌補這個損失。只准說明,不許說暗的心態應普遍的改變過來。同樣的,抗戰文藝注意了軍事,而忽略了后方的物質建設;這大概由于軍事材料容易獲得,而建設的真況不易打听或看到。政府應予作家以便利。
  抗戰文藝的質和量都還差得很多。作家生活的困苦影響到生產的精細与效率,而書商們的先顧自己的態度,也是使作家生活困難的重要原因。產生的量既不足,而傳播的力量又太小,以致軍民都鬧著精神食糧的饑荒。作家們自己不能解決這些問題,而這些問題的擱置不問,遂使文藝運動受了很大的打擊。
  說到質的方面,差不多就是說到三年來文藝問題的討論的全部。否定的批評,藝術至上的心理,都有聲的或默默的鄙視抗戰八股,而軍事第一,胜利第一,又使抗戰八股有所借口,尊崇藝術而也關心軍事与胜利,并且知道民間讀書能力确是低弱的人,卻又深感不安,而不便開口。我以為,否定的批評等于虛無,自己開心,對人無益,力宜掃除。至于怜惜藝術而斥責粗劣的宣傳品,正自大可不必;抗戰八股畢竟強于《小上墳》,而《小上墳》固未被炮火轟掉。睜開眼睛看看老百姓,則認識了宣傳品的粗劣亦自有其客觀的需要在。再看有些青年們,無文藝修養,無人指導,而怀著一團熱情,盡力于宣傳,情有可原,功自所在,尤胜于開口藝術,閉口靈感,而永不動筆者也。為今之計,我們似應把事情分清:有文藝修養者該作什么,稍有修養者該作什么,無修養者該作什么,才是文藝總動員,然后,該供給大學生中學生什么,該供給能讀書的士兵什么,該供給只能听不能念的百姓什么,都有個准備与供給,才是普遍的文藝運動。給人人寫的机會,給人人讀的東西。才高的可以寫出一部《水滸傳》,才短的可以編個小唱本。藝術的价值不同,其有裨于抗戰則一。面面俱到的去看,則精深与俗淺,藝術与宣傳,抗戰中必須兼容并納。這才能發動,才能推廣;人無棄才,文皆抗戰;偉大之作,永垂不朽;宣傳之品,今盡其用。以這包容的態度去倡導,則文藝日繁。以這客觀的態度去探討,則文藝日新——以我們的方法去解決我們的問題,以我們的真正經驗与抗戰熱誠去開辟我們的道路。
  載一九四○年七月七日重慶《大公報》“七七紀念特刊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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